内容纲要：动作明成祖嫡派君主所戒指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彰着的撤消作风和隐蔽倾向，反馈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帅集团里面被打倒的蹙迫东谈主物上的贬责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东谈主物失载的行运。跟着皇权的玩忽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驱动改变以往隐蔽建文历史的作念法，频频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央求眼镜 反差，标明代表帝国毅力形态的儒臣与代表表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互异。
《明实录》是太宗朱棣“靖难”篡位后，由他本东谈主和其子孙主导纂修的，《太祖实录》天然初修于建文朝，但经过朱棣的两次改修，早已成为其策略和情怀的承载器用。因此，这13朝实录基本上都是朱棣嫡派主修的作品，对于被推翻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作风天然有着彰着的撤消倾向。通过探讨《明实录》对于建文历史的纪录，能够看出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帅集团里面被“打倒”的蹙迫东谈主物的贬责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东谈主物恶运的历史行运，同期也能够看出跟着时辰的推移，明代官方史学对建文历史隐蔽和戒指的玩忽，以及阵势的变迁和东谈主心的变化，尽头是代表帝国毅力形态的儒臣与代表表层建筑的君主之间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的互异。对于本题目所波及的问题，黄云眉对《明实录》在建文帝史实上的篡改作过指正①，牛建强、杨艳秋等从野史角度对建文帝史书的出现和发展作过探讨，吴德义对建文史学的史料作过征集与检阅②。不外，黄云眉并非专力于建文历史被实录歪曲的揭示，牛、杨二东谈主则主如果通过建文野史的发展展露明代史学策略的放宽，吴德义则着眼于概括性的史料征集，而专门探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纪录的作风超越变化，尽头是以重要词的统计来促进此一问题研究的论著，迄未寓目，故本文之撰，仍有独有的价值。
一、从重要词汇的统计看《明实录》对建文帝的作风
朱允炆(1377～1402?)是朱元璋嫡孙，太子朱标之子，朱标身后，被封为皇太孙，朱元璋身后，继天子位，年号建文，但于建文四年被“靖难”的成祖朱棣推翻，着落不解。而后，为朱棣嫡派操控的13朝实录，除径直纪录建文历史的《太宗实录》持歪曲作风外，其他的实录基本上对建文历史是隐蔽、残酷和不敬的，仅仅到了晚期，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底下分三种情况作一叙述。
（一）《明实录》总体上对建文帝历史选用隐蔽和残酷的作风
字据笔者用重要词进行统计，发现长达1600余万字的《明实录》中，纪录建文做事的地点很少，提到的地点也未几。“允炆”一词唯有8处，特指朱允炆的“皇太孙”一词有10处，“太孙”一词有1处。“建文”一词最多，有307处，其中一部分是抒发时辰的看法，如“建文中”有88处，“建文时”24处，“建文间”2处，“建文年间”1处，“建文年号”11处，“建文元年”1处，“建文五年”2处。加起来，共有129处是时辰看法，而另外的178处概况指建文帝本东谈主，其中“建文君”有58处，“建文天子”3处。但后世通用的“建文帝”一词则无一处见载。进展朱允炆失位的“逊国”一词，仅有4处；与之相干的“斥革”一词有41处。这便是《明实录》相干建文历史的总共纪录。
若单独统计建文帝的相干数据还不足以讲明问题。笔者以与其同辈、同由储君袭取皇位的仁宗朱高炽来比较，就很能讲明一切。“仁宗”一词在明宣宗以后的《明实录》中出现628处；年号“洪熙”一词出现187处；名讳“高炽”莫得一处，显系护讳。不涉“仁宗”二字的“昭天子”一词有10处（“昭天子”共有231，其中“仁宗昭天子”221处）。以上统计，笔者未将《仁宗实录》贪图在其内，因为朱允炆被推翻后无东谈主为其修实录，为了有可比性，仅从仁宗的犬子宣宗的《实录》驱动贪图。朱允炆被推翻后无庙号，历久以来也无谥号，代用的称号为“建文君”（58处）、“建文天子”（3处），未必径以“建文”（129处）指称，将这些加起来，共有190处；远远无法与“仁宗”一词多达629处比拟，加上“昭天子”一词10处，共639处；险些不错说是建文帝的3.4倍。至于年号，“洪熙”出现187处，“建文”出现129处，也少58处。需要尽头指明的是，建文帝在位4年（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至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而仁宗在位不足一年，约九个月把握（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至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建文帝是明朝的第二个天子，而仁宗则是第四个天子，建文帝的阅历远比仁宗要深（以天子身份出刻下实录中，应该早26年，多两部实录的篇幅）；建文在位时锐意矫正，对明代历史震荡很大，而仁宗则毫无建立，两比拟较，建文帝应该在明代官方史学中得到尽头的关注才是，关联词继位时辰短、阅历浅、无为的仁宗却在《明实录》的纪录上处处胜出，显见被朱棣嫡派掌控的实录对建文历史的隐蔽和残酷。至于从格式上来看，实录直呼“允炆”名字8处，而对于“高炽”则护讳甚严，一处不足，也反馈了实录偏颇的作风和倾向。
（二）直呼朱“允炆”名讳与抹除建文年号
径直称号本朝天子的名讳，在传统社会中是大不敬的。关联词，《明实录》中却有8处径直称建文帝为“允炆”，其中4处出刻下《太祖实录》。该实录卷116载：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皇第三孙允炆生，皇太子次子也。”同书卷221载：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庚寅，“册立皇第三孙允炆为皇太孙，祭告太庙。”卷242载：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癸卯，“册光禄少卿马全女为皇太孙允炆妃。”尽头是卷247的纪录，更是耐东谈主寻味：洪武二十九年九月甲寅，“皇曾孙文奎生，皇太孙允炆宗子也。上曰：‘十月数之终，又生于晦日。’命内庭勿贺。”另4处出刻下《太宗实录》中，《太宗实录》卷1载，洪武二十五四月丙子，“立允炆为皇太孙。”另外，在朱棣继位和祭天的诏书中，屡次点名“允炆”并加以抨击。通过气壮理直，以达到裁汰建文帝纯净性和尊崇性的方针。
为去除建文帝的历史陈迹，朱棣嫡派在修《太宗实录》时，有利将建文年号隐去，仅在《太宗实录》卷1先容建文帝继位时，用了1次“建文元年”，其他各处皆曰“元年”、“二年”、“三年”和“四年”，不提“建文”二字。《太宗实录》卷9下在纪录（建文）四年六月庚午时，忽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朱棣何况下令“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遂仍以洪武编年。本年称洪武三十五年”。将“建文”年号给改换和斥革了，以并不存在的“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取代之。这么作念的终端是，东谈主们很快就把建文朝历史渐忘了。到万积年间，儒臣们对建文历史的系念也曾十分迂缓，连他继位多永劫辰都不明晰了。有的合计是3年，如弘治十二年，致仕礼部主事杨循吉称：“臣闻洪武后有建文君，乃太祖高天子嫡孙，躬受神器，称帝建号者三年。”③有的合计是5年，如万历三十年，礼部在覆核通政使沈子木奏议时，提到“建文以高天子之孙、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载”④。昭着，不管是沈子木如故礼部，都已记不清建文帝继位到底有多久时辰了。失忆的并非沈子木一东谈主和礼部一个衙门，南京给事中黄起龙竟也在上疏中宣称“建文五年正朔，统顺系明”⑤，误以建文在位有5年。直到天启二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欧阳调律在奏疏中仍然误以为建文帝在位有5年时辰：“建文天子乃太祖高天子嫡长孙也，……故臣谓国史另编建文五年，以昭统系。”⑥其实，建文帝在位时辰是四年零一个月。直到神宗时，群臣建议还原建文年号，于是“建文年号”这一词汇才出现了11次（《神宗实录》9次，《熹宗实录》2次），但具体以“建文元年”、“建文二年”、“建文三年”和“建文四年”神态出现的时辰副词，基本上仍无纪录。
朱棣“斥革”建文年号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建文”一词仅仅一个迂缓的时辰看法，成为他东谈主生计经历的一个配景，而与建文帝本东谈主的历史无关。《太宗实录》卷51载：“实授李琦广西谈监察御史。琦初为沧州儒学经验，坐事谪戍云南右卫。建文中，以荐为御史……”《宣宗实录》卷46在讲述已故的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向宝的经历时称：“宝，字克终，江西进贤东谈主，洪武乙丑进士，……应天府尹，建文中坐累谪广西。”《宪宗实录》卷19，成化元年七月甲戌，在叙述南京锦衣卫带俸都指点使王瑛的父亲王裕的经历时称：“建文时为百户。”“建文”透彻成为一个迂缓的时辰副词，不成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筹商起来构成具体而明确的年号和编年。
（三）从“建文君”到“建文天子”的用词反馈了历史禁忌的玩忽
咱们将最能反馈对建文帝尊敬的词汇找出来加以筹商，以此不雅察实录对待建文帝的作风。《明实录》中对建文帝最尊敬的称号是“建文君”和“建文天子”。两个看法出现的时辰前后不一。
“建文君”的称号共有58处，尽然有40处都出刻下《太宗实录》中，其中31处出刻下卷1至卷9。这一部天职容基本上来自于永乐初年的一部佚名史书《奉天靖难记》，但该书并未用“建文君”一词，而用的是“允炆”，即气壮理直。到宣宗修《太宗实录》时，便改用“建文君”一词，讲明那时对建文帝的腻烦心理有了一些纵容。将“允炆”改称“建文君”，很耐东谈主寻味，因为既标明了宣宗的大度，又莫得径直称号其为天子，它既可指“建文国君”，也不错理释为一般性的敬称。据《太宗实录》卷1，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载：“一日朝罢，建文君谓子澄曰：‘忆昔者东角门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须密。’”于是黄子澄与都泰斟酌先剪除燕王的同母弟周王，“明日入白建文君，喜曰：‘黄先生善谋矣。’”当燕王上疏为周王求情时，“建文君不雅之惘然”。除了《太宗实录》密集使用“建文君”一词外，自后的《实录》则应用日稀，《仁宗实录》无一处用之，宣宗、英宗和世宗《实录》各1处，《孝宗实录》2处。至万积年间，对建文历史的戒指驱动松动，于是“建文君”看法的使用又顿然增多，《神宗实录》达12处。而后的《熹宗实录》也有1处。
“建文君”虽有敬称之义，但在承认朱允炆天子地位上并不解确。到了晚明技能，“建文天子”一词驱动出现，在《神宗实录》中出现了2次，《熹宗实录》也出现了1处。“建文天子”比之于“建文君”，径直承认朱允炆的天子身份和地位。“建文天子”看法的出现，与小天子朱翊钧的修业欲相干。据《神宗实录》卷30载，万历二年十月戊午，“上御文采殿讲读，上空闲与辅臣语及建文天子事。”从此，“建文天子”一词驱动被官方的衙门和官员所使用。同书卷361载：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巳，“礼部言：‘建文天子祀典久湮，请于懿文太子庙侧别立一庙，四时致祭。’”《熹宗实录》卷29载：天启二年十二月庚寅，南京户科给事中欧阳调律奏：“建文天子乃太祖高天子嫡长孙也。继统则正，享国亦久。”以上三处均使用了名正言顺的“建文天子”的看法。第一处是史臣在撰写《实录》时使用的，第二、三两处，是大臣们在奏书中使用而为《实录》照录的。不管若何，都反馈了晚明技能政治氛围的宽松，以及对历史禁忌的玩忽。
二、《明实录》对建文帝历史贬责的式样与倾向
对建文帝径直描摹和纪录的是反馈“靖难”之役的《太宗实录》的第1～9卷。在这9卷中，对建文帝历史的贬责有特殊的式样，反馈出作家十分昭着的主不雅倾向。
（一）径直贬抑建文帝的东谈主格与行为
天然将“允炆”改称“建文君”，但这9卷中却鼎力攻诋和诬蔑被推翻的建文帝的东谈主格与言行。该录载：“太祖崩。是夜即敛，七日而葬。皇太孙遂矫诏嗣位，改来岁为建文元年。踰月，始讣告诸王，且止毋奔丧。”并称建文朝廷“日益骄纵”，“遣宦者四出，选女子充后宫，媚悦妇东谈主，嬖幸者恣其所好，食前哨丈，汗衫皆饰珠绣，荒淫酒色，日夜无度，临朝之际，精神昏眩。百官奏事，唯唯辛苦”。还称建文“倚信阉竖”，“凌辱衣冠，虐害仁爱，纪纲坏乱，嗟怨盈路”。除了上述对建文帝的东谈主格及策略进行膺惩外，还讹诈“天东谈主感应”不雅念，极力将朱允炆的行为与天变筹商起来，讲明建文帝之一火出于天意：“于是太阳无光，星辰紊度，彗扫军门，荧惑守心，飞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疾疫，在在有之。文采殿、承天门及武库接踵灾，君臣之间恬嬉自如。”⑦
（二）以建文帝动作破碎衬托成祖朱棣的睿智形象
在《太宗实录》卷1～9中，更多的是将建文帝加以矮化，将之写成朱棣的破碎，以杰出后者的魁岸形象。
率先，《明实录》有利借朱元璋之口，盛赞朱棣而贬抑朱允炆。《太宗实录》卷1载，洪武二十五四月丙子，“太子薨。太祖愈寄望于上。一日，召侍臣谜语之曰：‘太子薨，长孙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东谈主。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托。’翰林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长，可袭取矣。’太祖默默，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于天耳。’遂立允炆为皇太孙。”通过太祖一贬一褒的评价，映衬成祖的睿智和理该继位的正宗形象。
其次，实录老是借建文帝超越大臣之口，间接地歌咏朱棣的睿智和伟大。据《太宗实录》载：当建文君臣计算削藩时，都泰竟说：“燕王英武眼镜 反差，威震海内。”黄子澄也称：“燕王素孝谨，国东谈主戴之，天下知其贤。”当建文帝被朱棣上书所打动时，都泰、黄子澄二东谈主私行计划建文帝是“妇东谈主之仁”。在寻找削燕藩借口时，建文帝称“彼罪状无迹可寻，何故发之？”都泰、黄子澄却说：“欲加之罪，宁患无辞？”建文帝复以为“何故掩天下公议，莫如且止”。黄子澄说：“为大事者，不顾小信。况太祖常留心燕王，欲传天下，陛下几失大位矣。非二三臣寮力图，则固已为通盘。陛下安得有本日哉？”条目向燕王开刀。终端建文君却说：“燕王勇智绝东谈主，且善用兵。虽病，猝难图。宜更审之。”⑧这段对话，就通过建文帝及都、黄之口，将我方的敌手描摹成“勇智绝东谈主”、“英武，威震海内”、“素孝谨，国东谈主戴之”的形象；又通过都、黄之口，将建文帝说成是“妇东谈主之仁”。如斯一来，建文帝的卑琐胆怯、把持不定与燕王的魁岸英武、勇智绝东谈主形成昭着对比。这充分反馈了《太宗实录》的偏颇倾向。
其三，实录老是把建文帝写成被朱棣的上疏和口信所感动的形象。据《太宗实录》卷1载：太祖崩后，建文君臣将燕王的同母弟周王橚降为庶东谈主，专诚让燕王“议其罪”，于是朱棣写了一封十分感东谈主的奏疏，央求建文帝宽待其弟，“其言恳恻深至”，终端是“建文君不雅之惘然”，将奏疏给都泰和黄子澄看，并说：“事莫若且止。”⑨卷8载，（建文）三年闰三月癸丑，朝廷派大理少卿薛嵓赍诏至燕王军中。薛嵓受燕王之托，追想后劝谈：“燕王语直而意诚，累千百言皆天理东谈主心之正不成难也。其将士虽不足吾十一，而皆与王一心，父子不外焉。吾军虽众，然骄而懈，疎而寡谋，且诸将不和，未见有胜之谈。本日之事，朝廷但当处之以谈，不妥以力。”终端，“建文君以语孝孺曰：‘诚如嵓言，曲在野廷。都、黄误我矣。’”把建文帝塑酿成燕王的应声虫。同卷又载，当朝廷将领吴杰、吉利、盛庸出师扰燕兵粮谈时，燕王遣指点武胜等“奉书于朝”，终端，建文帝再一次被感动：“书进，建文君览之，益感悟，有罢意。”总之，建文处处被燕王的“真情”所打动和独揽。
（三）把建文帝塑酿成听任“奸贼”搬弄的窝囊君主形象以讲明注解“清君侧”的合感性
《明实录》常把建文帝写成无主义、恇怯窝囊、听凭“奸贼”搬弄的形象。据《太宗实录》卷1载：太祖身后，建文帝将“朝廷政治一委黄子澄、都泰，二东谈主专权怙势，同为蒙蔽，政治悉我方出，变更太祖成法，而留心削诸王矣”。二东谈主还“私谋”曰：“今上少，不闲政治，诸王年长皆合手重兵，久将难制，吾辈欲长有昌盛，须早计。”都泰说：“此易易。但使诬陷其诡秘，坐以不轨削之。削一国不错蔓引诸国。”并强调“他事不足动，惟大逆则不宥。”这番对话，《太宗实录》的作家何故领略？其实不外是有意诽谤建文帝倚重的大臣，从而达到贬斥建文帝的方针。这里把建文帝君臣削藩的伟业，说成是都、黄二东谈主“欲长有昌盛”的企图，昭着是在为“清君侧”寻找原理。实录把建文帝说成是被“奸贼”欺隐的盲人和聋子。《太宗实录》卷5载：（建文）元年十一月戊寅，“黄子澄等知李景隆败，匿不言。建文君间问子澄，曰：‘外间近传军中不利，果若何？’子澄曰：‘闻交战数胜，但天寒士卒不胜，今暂回德州，待来春更进。’子澄遂遣东谈主谜语景隆，令隐其败勿奏。景隆奏如指。由是，表里蒙蔽朝廷，所得军中奏报，皆非实事。景隆之为将也，盖子澄荐之，故所言悉听云。”
以致连给燕王的诏书用什么语气来写，建文都不成作念主，而要听“奸贼”的。《太宗实录》卷8载，（建文）三年闰三月癸丑，朱棣兵至大名，传说建文帝已将都泰、黄子澄等流放，于是致书朝廷。建文君以书示方孝孺。方孝孺建议回封诏书，先猜忌之，以待后盾。“建文君善其策，遂命孝孺草诏，宣言欲罢兵。建文君览诏曰：‘既欲怠之，则当婉辞，庶几肯从。’孝孺曰：‘辞婉则示弱矣。’”终端朱棣“读诏”后，见“辞语□慢”，便知谈“此诏必非出陛下意。盖奸贼挟诈以欺我也”。
未必实录还将建文帝写得“仁慈”和“柔弱”极少，以杰出“奸贼”的凶恶和冷凌弃，以及建文帝被搬弄的“事实”。《太宗实录》卷8载，（建文）三年五月庚寅，燕王派指点武胜等出使朝廷，建文帝读了朱棣的信后，给方孝孺看，并说：“其词甚直，奈何？……此孝康天子同产弟，朕叔父也。本日无辜罪之，他日不见宗庙神灵乎？”方孝孺指陈谈：“陛下果欲罢兵耶？天下军马一散，即难复聚。彼或长驱犯阙，何故御之？骑虎之势可下哉？且今军马毕集，不数日必有佳音。毋感其言。”于是，“孝孺出矫命，锦衣卫执武胜系狱”。
以上都是成效者书写的历史，其视角和作风都值得再行检视。
（四）客不雅报告建文帝的言行
天然，《明实录》也有客不雅地报告和纪录建文帝的历史和言行的地点。《太宗实录》卷1载，（建文）元年三月，“建文君命都督宋忠调缘边各卫马步官军三万屯开平，燕府护卫精壮官军悉选隶忠麾下，护卫胡骑指点关童等悉召入京，调北平永清左卫官军于彰德，永清右卫官军于顺德，以都督徐凯练兵，临清都督耿瓛练兵山海，诸将防于外，张昺、谢贵防于内，约期俱发。”这些纪录都是报告事实，并无彰着的评论身分在内。同书卷3载：（建文）元年八月丙寅，“建文君闻耿炳文败，始有忧色。语黄子澄曰：‘奈何？’子澄对曰：‘兵家胜败常事，无足虑。……戋戋方寸之地，岂足以当天下之力？调兵五十万，四面攻之，众寡悬殊，必成擒矣。’曰：‘孰堪将者？’子澄曰：‘曹国公不错当之。前无谓长兴侯而用此东谈主，岂有失哉？’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之。”这天然写了建文帝闻说耿炳文靡烂后有忧色，但却是客不雅描摹，并不存在有利抹黑的意图。
动作成效者，好多时候只需客不雅描摹已发生的历史，就能获得清雅的成果，无需有利歪曲。如《太宗实录》卷9上载，当燕王率师直逼南京时，“朝之六部大臣皆图自全之计，求出守城，都城浮泛，高下震惊。建文君乃下罪己之诏，遣东谈主出徵兵。”这些纪录也基本上是客不雅描摹。此时，方孝孺出了个缓兵之计，“遣东谈主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集壮丁，当毕集。天堑之险，北军不长于舟楫，相与决战江上，胜败未知”。于是，“建文君善其言，乃遣庆城郡主度江至军门，白其事。郡主，上之从姊也。”这些纪录也大体上是客不雅的。
三、《明实录》反馈了君臣之间对建文帝作风的歧异
对建文帝的历史，明代君臣之间既有调换的不雅念，也有不同的态度。对于朱棣嫡派的君主们来说，他们不错领受为建文帝的忠臣们平反，因为这不错饱读吹臣子们为我方尽忠效率；关联词，他们难以领受为“成祖”所推翻的建文帝平反，因为对建文帝平反，意味着对成祖的申辩。对于儒臣们来说，他们不可能老是受成祖嫡派的影响，未必候更多的是从太祖的统系上念念考问题：“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受正宗念念想的影响，他们条目承认建文帝的统系，天然也照拂朱棣“靖难”的正当性，不外，建文继位是“大经”，朱棣靖难是“微权”。这就与成祖嫡派子孙的君主们产生了深切的矛盾。尽管儒臣们匪面命之性劝谏君主为建文帝还原年号，举行祀典，但基本上都遭到了否决，只在部分不雅念上趋向一致。晚明技能，在君臣产生不合的情况下，掌合手履行修纂权益的史臣们，驱动在《明实录》中增多对建文帝历史的纪录，并将君臣之间的不合载入史册。
（一）实录纪录了儒臣先臣后君、先易后难的平反策略
建文历史无法永远“斥革”，频频有儒臣对建文历史进行探索，径直建议对建文帝平反，复其位号的建议。据《孝宗实录》卷149载，致仕礼部主事杨循吉奏：“臣闻洪武后有建文君，乃太祖高天子嫡孙，躬受神器，称帝建号者三年。”后遭成祖“削建文位号，今百余年未蒙显复”。他合计“建文虽以一时把握非东谈主，得罪社稷，而实则生民之主”，应该按宪宗“帝景皇而不以入庙”的法子，“仍复建文君尊号如景天子故事”。孝宗下其疏于礼部聚议，终未允准。于是儒臣决定选用间接战术，先从“斥革”年间的忠臣出手进行平反。据《世宗实录》卷177载，嘉靖十四年七月乙酉，吏科给事中杨僎初次上疏提议对斥革技能的忠臣铁铉、张紞、都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进行平反，称他们“均能肝脑涂地，以义自殉，骁勇执意，不为势屈”，条目“将铉等死诚恳迹，付史局编集，垂诸永恒”。事下礼部，但遭到代表正宗态度的尚书夏言等东谈主的反对，合计那些东谈主“是那时误国有罪之东谈主”，不成平反，并指出杨僎“实新进儒生，不识忌讳，所据奏内事理实难准议”。世宗“责僎不谙事体，纯粹进言，姑宥之”。
神宗继位后，趁天子年幼，大臣在为“斥革”忠臣平反这极少上与幼主杀青共鸣。据《神宗实录》载，在为圣母上尊号时，神宗下诏旌表和祭祀建文年间的死难忠臣：“斥革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誓死不贰，皆我太祖高天子所储养忠臣烈士”，因此应当“褒表忠魂，激勉臣节”，并条目各父母官为忠臣“特为建祠，或即附本处名贤忠节祠，岁时以礼致祭”。⑩在此配景下，神宗驱动热诚建文历史。万历二年十月戊午，12岁的神宗在文采殿讲读时，“空闲与辅臣语及建文天子事”，问建文帝着落。张居正答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传言建文“披缁，从间谈走出”，后云游四方，正宗间忽于云南邮璧上题诗，才被发现，“验知为建文也”。那时七八十岁了，“后莫知其所终”。神宗于是命张居正将建文帝全诗“书写进览”。(11)
神宗的这种作风，让儒臣们得陇望蜀，在为斥革间忠臣平反的基础上，进而建议对建文帝平反的条目。万历十六年二月丁丑，国子监司业王祖嫡指出斥革间臣子既然能获平反，建文帝更应该给予平反：“建文以太祖嫡孙，临御四载，别无他过，不得援诸臣之例以慰幽魄，恐成祖之心，亦必有未安者”。于是他专诚上奏，建议应该还原建文年号和历史编年。他合计，建文帝是太祖亲选的法定交班东谈主，建文当政是“大经”，而太宗靖难是“微权”，因此应该确定建文帝的年号：“高天子阻滞百战，奄有天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经也。文天子际时艰危，兴兵靖难，挈神器而完之高庙，济变之微权也。钟虡不移，东谈主代顿没，此何说也？”于是从五个方面讲明注解“建文编年之不可泯”的原理，尽头是从太祖而非成祖的态度起程，论证了建文编年的正当性：“夫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视成祖、建文并吞子孙也。本日之视二祖并吞先人也。不斥革谓不成仰体成祖心，必斥革其为仰体太祖心乎？书靖难是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斥革是以纪建文在位之实，何悖之有？”王祖嫡还从对消野史的影响上，条目对建文历史进行正面记录：“夫年既斥革，事必赋闲。今纪建文者，无虑数十家，谬无相承，至有不忍读者。逞其雌黄，遂淆贵人，岂细故也哉？”他建议：“今宜复建文位号，仍付史馆，将四年齿绩，修辑为录，尽废野史不经之说。”三月壬辰，大学士申时行上奏称，境遇访佛的景天子位号已复，“惟建文年号，自靖难以来，未有请复位号、修《实录》者。事繇创始，未经会议，臣等擅难定拟。哀求圣断实施。”神宗谕曰：“建文年号仍已之。”(12)看来，儒臣们低估了也曾长大成东谈主的神宗的政治判断力。
（二）实录反馈了君臣在还原建文年号上杀青部分协调
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时，朝廷在礼部尚书陈于陛的主办下，驱动纂修纪传体的国史。这天然攀扯到建文帝的本纪和建文年号问题。《明实录》对这一紧要问题，给予了特殊多的关注。八月癸酉，礼科左给事中孙羽侯条奏：“纂修正史，议本纪则建文、景泰两朝，宜详稽故实，立二纪，勿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但是，疏被留中。(13)二十三年九月庚辰，大学士赵志皋指出，此前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乞于纂修正史内议复建文年号”的建议，“检阅详明，计划患难之交，似宜准从。谨拟票帖呈览。”(14)礼官范谦等东谈主指出：“夫斥革云者，欲后世不复知有建文耳”。关联词，“今积年二百，历世十叶，靡不知有建文君者。本日之闻见已不可除，何况后世天下万世，自有耳目，稗官演义奇文轶事各有纪载，欲以建文编年作洪武虚号得乎？此于势亦有难掩。”为了扼杀成祖嫡派君主的抵牾，范谦等礼部官员为之折中庸辩解：“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乱，建文之出一火也以逊国，其名正，其言顺，何嫌何疑而假俺饰以起后世纷纭之议？”然后通过夸奖今上的优容，但愿能达到复建文年号的方针：“我皇上登极诏内，开斥革被罪诸臣，令各祠于其乡，其坟茔苗裔有存者厚加恤录。万历十六年允本部题覆司业王祖嫡疏，特复景天子，实录俟纂改正。夫元史可修，奈何失其寔于现代？胜国之君可谥，奈何削其号于本朝？景泰之位号可改，奈何靳其名于建文？一时死事之臣可褒，奈何遗弃其君而令消灭于百世？”他提议“及此纂修之时，命史局于高庙实录中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遗事，复称建文年号，辑为《少帝本纪》。”奏上，“诏以建文做事附太祖高天子之末，而存其年号”。(15)至此，明朝政府终于承认了建文年号。
关联词，明廷对建文年号的承认，只放置在那时正在纂修的纪传体国史的本纪部分，将建文元年至四年历史附于《太祖本纪》之末，但并未容或在各个界限都承认建文四年的历史和全面还原建文年号(16)。直到万历三十七年，南京给事中黄起龙仍在就建文年号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疏央求：“建文五年正朔，统顺系明，迄今正史尚悬，复旧祖号，殊乖明旨。”(17)《熹宗实录》中，仍然纪录了儒臣们条目全面还原建文年号的企图和发愤。该录卷29载：天启二年十二月庚寅，南京户科给事中欧阳调律天然承认“国史另编建文五年，以昭统系，无俟再计”，但却指出建文天子“始常年号不著”，则似乎又标明，朝廷并未全面承认建文的年号和历史。天启三年，户科给事中罗尚忠仍然在上疏“请追复建文年号、庙祀”。(18)天启四年，欧阳调律再次就“建文君编年、庙祀”上疏央求：“至编年一事，成祖诏华夏无降削位号之说，前此祗属承讹。今即列建文年号于永乐之前亦有嫌忌，而强附之洪武后，统系不解，乞敕廷议，执意举行，成一代之好意思。”天子仍然“不许”。(19)看来，建文年号下统摄的建文四年的历史，只可附录于纪传体国史中的《太祖本纪》后头，而不周密面地给予还原。但自史馆火灾和陈于陛的弃世，纪传体国史的修纂宣告失败(20)，建文年号正当出现的规章区域业已隐匿。建文年号从此再也莫得出现于明朝的国史系统中。
（三）实录反馈出君臣在开辟建文帝祀典上永恒对立
字据实录纪录，儒臣们在议复建文年号的同期，也驱动议立建文帝的祀典。而从祀典方面出手条目为建文帝平反的臣子，多数都是礼部或太常寺等机构的礼官以及给事中等言官。《神宗实录》卷361载：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巳，礼部言：“建文天子祀典久湮，请于懿文太子庙侧，别立一庙，四时致祭。”但是神宗“不报”。同书卷374载：万历三十年七月癸未，礼部覆通政使沈子木的奏议，从太祖的角度声名建文帝与成祖都是一家：“不知天下，高皇之天下也。正朔，高皇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两敌。代邸天授，少帝何尤？”因此“请于懿文太子庙侧别立一庙，四时致祭”。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辛亥，南京太常寺少卿刘曰梧奏谈：“夫建文君非他，高天子嫡孙”，后“君临天下，悯恤恭让”，天然因“文柔不休，更张无序，取怨宗亲”被成祖推翻，但这只不外是“家庭禅受”，并非易姓改国，“何苦嗫嚅而婉词之！”还通过神宗登极之初祭祀“死事诸臣”来反衬不祀建文帝的遗憾：“而于建文君则否，是有臣不错无君也！”建议：“如以太庙难于议祔，山陵年远难稽，则请别立一庙，岁时享祀如制，或准先科臣万象春议祔主于懿文太子之庙，一体致祭。”尽管声情并茂，但仍打动不了君主之心。(21)直到《熹宗实录》中，仍然纪录了儒臣们为建文帝议祀的决心和行动。该录卷6载，天启元年二月庚戌，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称“建文、景泰二帝，未沾庙享，恐列圣集中之时，必有不安者”。天启四年三月辛巳，欧阳调律上疏奏谈：“臣备员南垣，数趋陵庙，及望东陵，爽若有失。夫建文太子庙貌宛然，岁九祭，而建文生为帝王，卒读无谥号，既不得入祔太庙，又不得别享一祠，封墓莫识，魂魄安依？”条目廷议后“执意举行”。熹宗干脆直言“不许”。(22)
四、结语
朱棣超越嫡派子孙主导修纂的《明实录》对于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历史选用了始则歪曲、不敬，继则隐蔽、残酷的作风，致使这部明代独一保存下来的官修国史未能信得过纪录和反馈建文帝的历史。不外，到了晚明，皇权专制驱动松懈，儒臣们对建文帝历史产生了浓厚的有趣有趣，他们纂修的《神宗实录》和《熹宗实录》，驱动大批纪录相干建文帝的历史以及对建文帝历史进行平反的要乞降奏疏。这些奏疏从太祖统系和正宗史不雅起程，不休建议对建文帝历史超越年号给予纪录和还原的条目，迫使君主与之杀青了部分协调，容或在修撰纪传体国史时，于太祖本纪后附录建文四年的历史，关联词，在全面承认建文年号和历史、开辟并举行建文帝祀典上头，仍然受到成祖嫡派君主们的阻滞欺压。
晚明的儒臣果决形成了相对零丁的毅力形态，不再像前期那样透彻受到君主意志的独揽。在儒臣们看来，能够鼓吹建文历史的平反和进行公谈的记录，不管成否，都将成为他们一世值得显示的随性和光荣。如文渊阁大学士沈鲤身后，《神宗实录》专诚强调他“于核庙祀，请复建文年号，及罢矿税诸疏，尤其著者”(23)，讲明那时的士医生已形成了我方的历史不雅念和评价表率，这与斥革建文年号的成祖超越子孙们的价值不雅已大为不同。直到明朝衰一火后，仓卒开辟的南明政权才对建文帝锐意矫正的精神和建文君臣之间的忠义极其喜爱，于崇祯十七年七月认真追谥朱允炆为“嗣天章通诚懿渊慕觐见文扬武克仁笃孝让天子”，追赠庙号为惠宗。君主与儒臣在对待建文帝历史的作风上才又趋向一致。不外，从总共晚明来看，由儒臣具体纂修的《明实录》，在记录若何对待建文历史的作风上，昭着已偏离君主的航路，倾向于儒臣的态度。这一表象讲明，晚明的儒家毅力形态与君主专制轨制之间，也曾产生了一定进度的裂痕。
防卫:
①黄云眉：《明史考据》，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牛建强：《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归稳重过——以明中后期建文朝史书纂修持视角》，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杨艳秋：《明代建文史书的编撰》，载《炎黄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郑州）大象出书社，2004年版。吴德义：《建文史学编年考》，天津讲授出书社，2009年版。
③《孝宗实录》卷149，弘治十二年四月乙巳。
2018国内自拍在线视观看④《神宗实录》卷374，万历三十年七月癸未。
⑤《神宗实录》卷463，万历三十七年十月壬申。
⑥《熹宗实录》卷29，天启二年十二月庚寅。
⑦⑧⑨《太宗实录》卷1，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
⑩《神宗实录》卷3，隆庆六年七月辛亥。
(11)《神宗实录》卷30，万历二年十月戊午。
(12)《神宗实录》卷196，万历十六年三月壬辰。
(13)《神宗实录》卷276，万历二十二年八月癸酉。
(14)《神宗实录》卷289，万历二十三年九月庚辰。
(15)《神宗实录》卷289，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乙酉。
(16)有东谈主合计“建文年号在修史时不错名正言顺地写在史书中了”，“（万历）中期又还原了建文年号”（牛建强：《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归稳重过——以明中后期建文朝史书纂修持视角》，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这一表述过于乐不雅，其实建文年号并未全面还原。郭培贵《建文帝有实录吗》（《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对此已有所察觉，惟未作进一步陈述。
(17)《神宗实录》卷463，万历三十七年十月壬申。
(18)《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癸酉。
(19)(22)《熹宗实录》卷40（梁本）：天启四年三月辛巳。
(20)李小林：《万历官修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书社，1999年版。
(21)《神宗实录》卷475，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辛亥。
(23)《神宗实录》卷574，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辛丑。
本文开首：北京团结大学学报2010年03期